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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如唐诗宋词的唐代梅县水车窑青釉瓷
2014-10-09 09:16:05   来源: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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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首届中国(梅州)唐·宋客乡青瓷高峰论坛》论文

宛如唐诗宋词的唐代梅县水车窑青釉瓷

·梅县博物馆 朱迪光  文/图·


   【提示】 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在梅县畲江镇、南口镇等地发掘的唐朝墓葬中出土的青釉瓷器,与20世纪80年代在梅县水车镇发掘的唐代馒头窑青釉瓷器,经文博考古界专家鉴定为属同一时代,被称为“梅县水车窑”或称“梅州水车窑”。进一步的考古证明,唐代水车窑产品还远销东南亚,是中国古代外销瓷产品,同时水车窑的制作工艺、烧瓷技术还被传播到东南亚。宛如唐诗宋词的唐代梅县水车窑青釉瓷,是中国南方古代青釉瓷的典型代表,在中国陶瓷史和中国古代外销瓷史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摘要】 梅县水车窑址的青釉瓷产品,不论是保存完美无缺的器物或是残存的片瓷碎块,都宛如唐诗宋词中的一篇篇华章,一曲曲丽句,历经千年后,仍然闪烁着历史文化的光芒。梅县水车窑这一历史文化瑰宝的断代—唐代,以及其古代外销瓷等的研究,在文博考古界已达共识。本文企图从另一个全新的角度审视梅县唐代水车窑与古代百越(粤)族、客家迁徙和客家民系的形成、梅州“文化之乡”等的历史关系,以期能把梅县唐代水车窑的研究在更宽阔的历史背景下作进一步的探讨。

     不断深入地发掘、整理梅县水车窑的制瓷烧瓷技术,古为今用,对传承和弘扬历史文化遗产,发展当代文化产业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积极的现实作用。
【关键词】 梅县水车窑。中国古代外销瓷。百越(粤)族。客家先民与客家民系。梅州民间国宝。梅州“文化之乡”。


 

引  言

     2007年12月29日,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公布实施,其中第五章民间收藏文物第五十条规定:文物收藏单位以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收藏通过下列方式取得的文物:
  (一)依法继承或者接受赠与;
  (二)从文物商店购买;
  (三)从经营文物拍卖的拍卖企业购买;
  (四)公民个人合法所有的文物相互交换或者依法转让;
  (五)国家规定的其他合法方式。
     新修改后文物法的这一规定,无疑给民间文物收藏热增添了新的动力,同时也将民间收藏市场的发展与繁荣纳入了法制轨道。
     梅县水车窑址,位于梅县水车镇灯塔村瓦坑口的梅江河畔。从20世纪80年代初,由广东省博物馆考古队发掘以来,便引起了国内外文博考古界的极大关注,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冯先铭,广东省博物馆研究馆员陶瓷鉴定专家宋良璧、副研究馆员陶瓷鉴定专家曾广亿,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馆员、北京大学考古系研究生导师、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鉴定委员、中国收藏家协会咨询鉴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李知宴等专家先后来梅考察,均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同时也引发了民间收藏家与文物爱好者的兴趣。近年来,梅州民间收藏方兴未艾,特别是2008年9月,在由中共梅州市委、梅州市人民政府主办,梅州市民间收藏家协会承办的CCTV中央电视台《寻宝·走进梅州》大型电视活动中,晚唐距今约1300年的梅县水车窑产品青釉瓷“四系罐”,以其“历史悠久,器型硕大,釉色莹润,古拙素净”,在3万多件梅州民间参选文物中脱颖而出,经专家评审团评审认为水车窑产品青釉瓷“四系罐”:“是水车窑青瓷代表作,也是梅州悠久历史文化的象征,更是中原文化和百越文化交融一体的有力见证”。因此,水车窑产品青釉瓷“四系罐”众望所归地被专家评审团评为“梅州民间国宝”。使梅县水车窑青瓷器成为收藏界的新宠而受到追捧。同时通过CCTV中央电视台《寻宝·走进梅州》大型电视活动,文博界和收藏界也掀起了新一轮对梅县水车窑青瓷研究的热潮。2009年10月,由梅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梅州市收藏家协会、梅县博物馆联合主办的《梅州民间国宝成果展览暨客乡青瓷学术研讨会》在梅县博物馆举办,进一步扩大了梅县水车窑的宣传和推动了其历史研究的探讨,再次引发了文博考古界、民间收藏家与文物爱好者的广泛关注。梅县水车窑青瓷产品,不论是保存完美无缺的器物或是残存的片瓷碎块,都宛如唐诗宋词中的一篇篇华章,一曲曲丽句,历经千年后,仍然闪烁着历史文化的光芒。梅县水车窑这一历史文化瑰宝的断代—唐代,以及其古代外销瓷等的研究,在文博考古界和收藏界已达共识,本文无需赘述。本人作为专家评审团成员参加了CCTV中央电视台《寻宝·走进梅州》的大型电视活动,同时结合广东省博物馆、梅县博物馆馆藏水车窑青瓷器和日常文博工作的体会,引发了对梅县水车窑青瓷器的一些思考,试从另一个全新的角度审视梅县唐代水车窑与百越(粤)族、客家民系、梅州“文化之乡”等的历史关系,以期能把梅县水车窑的研究在更宽阔的历史背景下作进一步的探讨而撰此文,以期抛砖引玉。
     一、梅县水车窑的历史价值
20世纪80年代初,广东省博物馆考古队会同梅县博物发掘了位于梅县水车镇灯塔村瓦坑口唐代青瓷窑址,其出土文物为青釉瓷,其器型之丰富,计有壶、罐、碗、碟、灶、研槽等类型;其制瓷之精美,不但既有器型硕大古拙的罐、碗等生活用品,也有造型生动,器型轮廓线条流畅的小研糟、小炉灶等明器,而且呈玻璃透明状的小开片釉,色泽莹润,富有独色,其器物内外施釉与独有的匣砵装烧“品”字形垫烧痕为鉴定水车窑窑口产品提供了典型特征。1982年7月25日,经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鉴定小组鉴定的梅县博物馆国家一级藏品中就有3件是水车窑青釉瓷。1994年11月9日至12日,国家文物局组织的全国文物鉴定专家组在广东省博物馆再次鉴定了梅县博物馆上送的以上藏品,同样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其间,1982年11月24日至26日,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冯先铭及其助手一行三人,在广东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陶瓷鉴定专家曾广亿的陪同下,在梅县考察了唐代水车窑和宋代瑶上窑。他们认为这2个窑址的发掘,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是中国南方唐、宋青瓷的典型代表。1991年,冯先铭在日本学术会上作了题为《中国陶瓷史研究回顾与展望》的学术报告,论及“梅县窑在已发现的广东地区唐代青瓷中以质量精、造型丰富而名列首位。唐代曾销往海外,泰国南部出土有唐代青瓷碎片,除越窑、长沙窑外,还有广东梅县窑和高明窑碗片。这是目前所知广东最早销往海外贸易瓷的实物例证。”1995年5月19日至21日,广东省博物馆研究馆员、陶瓷鉴定专家宋良璧,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陶瓷鉴定专家彭如策,在为梅县博物馆鉴定馆藏文物时,也盛赞水车窑青釉瓷的精美;2012年2月18日,由广东省文物局组织的全省馆藏文物巡回鉴定专家组,在省文物鉴定站副站长刘成基研究馆员的带领下,为梅县博物馆近年来未经定级的馆藏文物作鉴定,其中1997年3月7日在梅县程江镇出土的水车窑口“青釉四花瓣葵口碗(口径23厘米,通高8厘米,圈足径11厘米)”,认定为国家三级文物。对水车窑大量生产的葵口碗,广东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陶瓷鉴定专家曾广亿认为:“这类碗均满釉,至今仅见梅县窑和潮州窑烧制。”
  总而言之,上世纪80年代初到2009年开展的梅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田野调查以来,梅县水车窑与同一时期的唐墓所发掘的出土文物表明,梅县水车窑产品,不但丰富了馆藏文物和民间收藏文化,更重要的是为研究梅州历史文化、梅州华侨史,乃至研究中国陶瓷史、中国古外销瓷史等,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文物依据,弥足珍贵,在中国陶瓷史、中国古外销瓷史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同时,进一步深入发掘、整理梅县水车窑的制瓷烧瓷技术,古为今用,对传承和弘扬历史文化,发展当代文化产业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积极的现实作用。
    二、梅县水车窑是梅州“文化之乡”的历史见证之一
梅州,是历史悠久的“文化之乡”,号称:世界客都。在这方热土上,客家人创立了“继承中原文化,融合本土文化和汲取外来文化于一体的客家文化,是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一种汉民族文化(引自拙文《开拓梅州旅游产业,彰显客家文化内涵》)。”梅县水车窑不但大量生产型制丰富的日常生活用品,而且还生产文房用器和明器。水车窑生产的青瓷砚,以及以水车窑生产的青瓷砚作明器,晚唐梅县水车窑的发掘,以及同一时期的梅县畲江镇唐墓出土的水车窑生产的文房用品—青瓷砚,足于证明在梅县唐代以砚作明器随葬己成民间习俗。前者证明梅州教育普及,需要大量的砚供识文断字的人们作必备的书写用具之一;后者用砚作明器己成民间葬俗,证明梅州“崇文重教”的传统历史悠久。
    此外,晚唐水车窑生产的青瓷砚,其多种规格和型制说明生产者与使用者已不仅仅满足于当时的书写需要,己具有一定的风格各异的美术设计与审美情趣的要求,从广东省博物馆和梅县博物馆馆藏水车窑青瓷砚,体现了梅州“文化之乡”的悠久历史,也反映了梅州崇尚文化的历史风貌。
    1978年,梅县畲江镇红星村村民在修建畜舍时发掘唐墓一座,出土的“八兽足青釉砚”(见图4—1,现藏梅县博物馆)。该砚出土时幸得时在该村搞社教的梅县地区文化处文化科长刘天一先生,其不但是文化干部,还是一个具有一定素养的梅州考古爱好者,当时正与村民一起“同劳动”,才使这件文物免遭锄头的敲击,并将这件文物送交梅县博物馆珍藏。该砚通高9.6厘米,砚足高3.5厘米,砚面直径35.5厘米。为平底圆盘形,平底有垫烧痕,侈口微外倾,稍凹的平底使砚面中间微凸且露胎不施釉,其余均施开片青绿釉,除便以磨墨储墨外,还便以书画家润笔蘸墨之用,显示出它的实用功能。砚盘下对称饰兽足8个承托,足部明显突出,造型独特,气势恢弘,制作独具匠心。其历史之久、器型之大、砚足之多,实属罕见。宛如一首饱蘸墨汁书写的唐朝边塞诗,尽显万丈豪情,令人震撼。该砚先后经广东省文物管理员会文物鉴定小组和国家文物局组织的全国文物鉴定专家组鉴定,均鉴定该砚为唐代梅县水车窑产品,并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成为梅县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图4—1:唐代“八兽足青釉砚”。现藏梅县博物馆。

    1990年10月,梅县南口镇锦鸡村出土与水车窑口产品同一时期的唐代“青釉镂孔圈足瓷砚”。该砚高3.9厘米,砚面口径11.7厘米,底径9.7厘米。为平底圆盘形,侈口内敛,圆唇、砚心微凹,几乎与盘沿平行,盘沿与砚面间有一道周圜浅凹槽,盘座圈足外撇,圈壁镂饰4对双圆孔(见图4—2—1:唐代“青釉镂孔圈足瓷砚” 周圜浅凹槽砚面。现藏梅县博物馆),砚面露胎与盘底不施釉,以便磨墨储墨,其余均施开片青黄釉。该砚设计奇妙,如果将砚面间有一道周圜浅凹槽,盘座圈足外撇看作砚台面,其反面便成了平底、侈口外敞的砚池,池底露胎不施釉(见图4—2—2:唐代“青釉镂孔圈足瓷砚”之反面成为“平底镂孔瓷砚”,现藏梅县博物馆),同样是以便磨墨储墨,其设计制作,可谓匠心独运。该砚釉面温润,形态丰腴,体现了唐朝以胖为美的风格。
 


   
图4—2—1:唐代“青釉镂孔圈足瓷砚”                               图4—2—2:唐代“青釉镂孔圈足

            周圜浅凹槽砚面。现藏梅县博物馆。                         瓷砚” 之反面成为“平底镂孔瓷砚”。现藏梅县博馆。
 

    辟雍砚(见图4—3,现藏广东省博物馆),高5.8厘米,口径22.5厘米,底径24.3厘米。梅县畬江镇红星村唐墓出土,圆形,砚沿外侈,砚面凸起,几乎与盘沿平行。砚面与沿之间有周匝贮水凹槽。砚座束腰,并有12个小圆镂孔,盘座圈足,近底足处外撇。外壁施开片青黄釉,釉面光亮,造型尽显雍容华贵。



图4—3:唐代“辟雍砚”。现藏广东省博物馆。

    梅县畲江镇红星村出土的南朝“三足砚”,通高4.5厘米,直径9.8厘米。该砚为平底圆盘形,侈口微外倾,砚盘下饰等边兽足3个承托,足部突出,盘壁束腰,保存完整(见图4—4,现藏梅县博物馆)。该砚造型小巧玲珑,线条流畅,婉约美观,宛如一首山水田园诗,极具亲切感和艺术感染力,令人产生奇特的审美效果。
 



图4—4,南朝“三足砚”。现藏梅县博物馆。

    以上梅县出土的造型精美,风格各异的瓷砚,均为“辟雍砚”型制。尤其是梅县畬江镇红星村唐墓出土,现藏广东省博物馆的辟雍砚更是唐代的代表性型制。辟雍,亦作“璧雍”,本为中国古代天子为教育贵族子弟而设立的大学。取四周有水,形如璧环为名。《礼制·王制》记载:“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类宫”。东汉蔡邕的《明堂丹令论》中解释为:“取其四面环水,园如壁。后世遂名壁雍”。砚,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房四宝之一,在我国瓷砚的发展史上,辟雍砚是颇为独特的一种造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陶瓷工匠们,模仿辟雍设计出的辟雍砚,是极富观赏价值的艺术珍品。
    明器是考察古代人类生活和雕塑艺术的具有重要价值的考古实物。“文房四宝”是中国独有的文书工具,即笔、墨、纸、砚。“文房四宝”之名,起源于南北朝时期。据现有梅县考古发掘表明,梅县畲江镇红星村出土的南朝(420—589)“三足砚”表明,梅县早在“文房四宝”之名起源之时,已将砚作明器随葬。
    据梅县畲江镇红星村出土的南朝(420—589)“三足砚”、唐代“八兽足青釉砚”、“辟雍砚”(618—907),以及梅县南口镇锦鸡村出土的唐代“青釉镂孔圈足瓷砚”表明,砚作为中国文房四宝之一,不但早已成为当时人们日常习字书写的用具,而且以砚作明器己成民间习俗。考古发掘表明,梅县古代墓葬中出土青瓷砚并非个别现象,仅在梅县畲江镇红星村就先后发掘南朝墓和多处唐墓,出土了各种造型精美的青瓷砚。由此证明梅县自古崇尚文化,也证明梅县古代文风之盛,文教之发达,梅州“文化之乡”历史之悠久。
    三、梅县水车窑发掘后的思考
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在梅县畲江镇、南口镇等地发掘的唐朝墓葬中出土的青釉瓷器,与20世纪80年代在梅县水车镇发掘的唐代馒头窑青釉瓷器,经文博考古界专家鉴定为属同一时代,被称为“梅县水车窑”或称“梅州水车窑”。进一步的考古证明,唐代水车窑产品还远销东南亚泰国等国,是中国古代外销瓷产品,同时水车窑的制作工艺、烧瓷技术还被传播到东南亚的泰国。宛如唐诗宋词的梅县唐代水车窑生产的青釉瓷,是中国南方古代青釉瓷的典型代表,在中国陶瓷史和中国古代外销瓷史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梅县水车窑址的青釉瓷产品,不论是保存完美无缺的器物或是残存的片瓷碎块,都宛如唐诗宋词中的一篇篇华章,一曲曲丽句,历经千年后,仍然闪烁着历史文化的光芒。梅县水车窑这一历史文化瑰宝的断代—唐代,同时是古代外销瓷等的研究,在文博考古界已达共识,无需赘述。因而,企图从另一个全新的角度审视梅县唐代水车窑与古代百越(粤)族、客家迁徙和客家民系的形成、梅州“文化之乡”等的历史关系,以期能把梅县唐代水车窑的研究在更宽阔的历史背景下作进一步的探讨。
    1、客家迁徙历史与梅县水车窑制瓷年代
    众所周知,广东三大民系迁徙入粤先后为广府民系山水兼居、潮汕(或“福佬”)民系靠水而居、客家民系依山而居。就客家而言,客家先民与客家人的区分时限,以客家民系形成的先后为界,即经过三次大迁徙而进入客家大本营至客家民系的形成之前,称为客家先民,客家民系形成后的即为客家人。客家学奠基人罗香林认为,历史上客家人自晋“五胡乱华”后,曾历经五次大规模的南迁,并在辗转播迁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客家民系。罗香林认为,客家人因受唐末乾符二年 (875年) “黄巢之乱”,被迫第二次南迁,并到达闽、粤、赣三省结合部,成为客家的第一批先民。而第三次南迁是因金人南下,入主中原,宋高宗南渡,使更多的移民集聚于此,与当地的土著和先期迁入其地的畲族先民交流融合,最终形成客家民系。并在闽西、粤东、赣南这块三省交界的地区聚居形成客家大本营。罗香林在《客家源流考》中指出:“这些南渡的人们,在政治方面,支撑了东晋以来朝代的局面;在经济方面,开发了南方的产业,增进了南方的生计;在民族方面,增加了内地人民和南方部族如百越族(包含闽越族)、一部分苗裔(包含畲族)的融合……”。另据中国客家博物馆对客家人第二次大迁徙的描述:“唐朝‘安史之乱’后,战乱所及唯有赣东南,西南和粤东北‘比较堪称乐土’,于是各省客家先民的大部分,由江州溯赣江而上,来到今天的赣南、闽西、粤东北的三角地带定居。这次南迁,延续到唐后的五代时期,历时90年”。对客家人第三次大迁徙的描述:“北宋都城开封于公元1127年被金兵攻占后,宋高宗南渡,在临安(今杭州)称帝,建立南宋王朝。随高宗渡江南迁的臣民就达百万之众”。此时,处于黄河流域的汉族人为躲避战乱又一次渡江南迁。早先迁入此地的客家人,为寻安宁的生存环境,又继续南迁,进入粤东的梅州、惠州一带。据《梅州市志》载:“唐宋之际,客主户口分列,以后融为一体”。“据《大平寰宇记》载:唐开元年间(713—741),梅县有1577户,其中主户1210户,客户367户。客户多数来自中原的汉人。”这一时期表明,“安史之乱”以前的盛唐时期客户仅367户,且多数来自中原的汉人,“多数”也就意味着不是全部,换句话说“客户367户”中有不是从中原南迁的“客户”。“宋初,……由于客户的迁入,……程乡县在宋熙宁八年(1075)增至12372户(其中主户5824户,客户6548户),每平方公里2.25户。”由此表明,北宋时客家人在梅州才反“客”为“主”。远古时梅州为百越(粤)族所居,且以畲瑶两族为主。“元初,闽、粤、赣义民抗元,程乡县畲族首领陈满于元至正十一年(1351),在梅塘(今梅县畲坑上墩一带)率众起义抗元,遭元招讨使陈梅的屠杀,畲族人锐减,少数幸存者改族改姓,畲瑶两族逐步与汉族客家人融合。清代以后《程乡县志》已没有主、客户记载。”
    综上所述,远古时梅州为百越(粤)族所居,且以畲瑶两族为主。客家民系形成并大举迁入梅州是在继自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至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结束,前后达七年之久的“安史之乱”之后,以及北宋靖康年间(1126—1127)发生的“靖康之难”之后,并反“客”为“主”。而梅县水车窑址发掘后,文博界和收藏界均有学者与收藏家认为是客家人的智慧结晶。水车窑为馒头窑,根据窑址结构、制瓷工艺、出土文物的鉴定,其断代文博考古界大都认定为唐代,但也有学者认为是晚唐至五代这一时期。追根溯源,水车窑址的产品以及当地同一时期唐墓中出土的水车窑口烧制的青瓷明器表明,其产品类别之丰富,尤其烧制工艺之成熟,断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水车窑产品,其烧制工艺在古代不可能短期内达到如此高峰,必然有从初期的探索到成熟的发展过程。客家迁徙是一个漫长的千年历史,客家先民离开中原故土一路南迁最终形成客家民系,并在梅州形成今日之世界聚居中心,号称“世界客都·中国梅州”,并非朝夕之时可就。只有现代的交通与技术才有可能在某一地方复制成熟的制瓷烧瓷产业,其前题是当地拥有瓷土资源方能实现。需知远在唐代,不可能象当代这样只要拥有瓷土资源,那怕制瓷业在当地空白,也可以通过“招商引资”在短期内实现兴办先进的制瓷烧瓷企业,生产出型制丰富,精美实用的瓷器。换句话说,梅县唐代晚期不可能有外地熟练掌握制瓷业及制瓷技术的工匠涌入梅州或者说梅县,也就是说水车窑的制瓷技术必有中唐或更早的窑址证明其文化链环。解决这一历史问题,有待今后的考古新发现后作进一步的研究,方有科学决论。
    2、谁是梅县水车窑的生产者
    任何事物都有其产生、发展、兴衰、直至消亡或传承创新的过程。从梅县博物馆现存本土出土的文物表明,早在20世纪50年代至今,先后在今梅州城区东郊发掘的晋代墓葬,梅县南口镇、畲江镇、松口镇以及梅州市东郊等地发掘的晋墓、南北朝墓、唐墓、以及梅县辖区内发掘的唐、宋、明瓷窑中,均有出土施小开片釉且釉色晶莹温润的碗、碟、壶、罐、洗、盏、豆、砚等青釉瓷器物。由此可见,梅县古代制瓷业中保持着施小开片釉的烧瓷技术,而梅县水车窑生产的施小开片釉的制瓷烧瓷技术是否与之一脉相承?
    迄今发掘的晚唐水车窑址、唐墓、以及梅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田野调查表明,迄今仍未发现晚唐以前如中唐或初唐时期的水车窑口和产品。依现有考古发掘和新发现的的窑口表明,其产品类别之丰富,其烧制工艺之成熟均为晚唐时期,这已成文博考古界和收藏界不争的共识,也就说梅县水车窑距今已有约1300年的历史。而客家民系的形成则在北宋靖康二年(1127年)发生的“靖康之难”的“宋室南渡”之后,客家人才经闽、赣入粤抵达梅州,并在梅州反“客”为“主”,距今约只近900年的历史。在此之前,南迁至梅州的客家人只是极少数服官者或经商者,严格的说,这一时期客家人南迁抵达梅州的还是少数。梅州民间国宝—青釉瓷“四系罐”,专家评审团评审时也认为“是中原文化和百越文化交融一体的有力见证”。因此,晚唐梅州水车窑的生产者究竟是谁?是早期入迁梅县的客家先民带来了中原先进的制瓷烧瓷技术,还是百越(粤)族人早已从事制瓷烧瓷业?抑或客家人与当地土著互相交流,共同从事制瓷业和交流烧瓷技术的结果?还是当地畲族或是瑶族的杰作?因为,客家人的南迁,据有关文献记载至晚唐时仅有极少数中原移民抵达梅州卜筑营居,回答这些历史疑问,同样有待今后的考古发现后作进一步的研究,才能下科学的历史结论。不管如何,不断深入地发掘、整理梅县水车窑的制瓷烧瓷技术,古为今用,对传承和弘扬历史文化遗产,发展当代文化产业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积极的现实作用。
   此外,梅县水车窑古外销瓷的营销,或许是梅县旅外华侨的肇始,因而孕育了梅县“华侨之乡”。对此,作为侨史课题,需另作专题探讨。

 

                                                                                                            2012年4月4日清明节初稿
                                                                                                                  2012年4月6日凌晨定稿于得糠斋

 

主要参考资料:
1、梅县博物馆文物志编撰组:《梅县文物志》(定稿本)。
2、广东省博物馆藏品资料。
3、梅县博物馆藏品资料。
4、梅县博物馆编辑:《梅县文博工作大事记》。
5、梅州市民间收藏家协会编著:《梅州民间国宝》2009年3月。
6、谢映明著:《南国青瓷水车窑》2005年12月。
7、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广东唐宋窑址出土陶瓷》1985年10月
8、广东省博物馆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办《广东出土晋至唐文物》1985年12月。


 

    作者简介:朱迪光,1958年2月出生,男,汉族,广东梅县人。现任梅县博物馆文博副研究馆员、馆长,梅县客家书画艺术馆馆长,梅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兼)。毕业于广东社会科学大学。系广东省文物博物馆学会会员、广东民俗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政协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第十三届梅县委员会委员。1980年起从事基层文博工作至今,有多篇论文分获全国优秀奖和省、市一等奖;岭南建筑经典丛书岭南民居系列《客家民居》(梅县卷)主编。2008年,参加CCTV中央电视台《寻宝•走进梅州》大型电视活动,系梅州民间国宝专家评审团成员之一。2011年,获广东省文化先进工作者和广东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2007年5月30日,朱迪光(左二)在香港文化博物馆参观,该馆邹兴华馆长(左一)陪同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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